 vion（爱推理的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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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期刊网文章：侦探小说,百年中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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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年04月29日21点02分 |
侦探小说,百年中国文学中的特殊现象 胡和平 (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湖南 长沙 410006)
摘要: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异彩纷呈,新的文化造就新的文学观念和表现手法,也孕育新的文学样式。中国侦探小说就是诸多新的文学样式中的一种,它脱胎于中国古代传统公案小说,发端于西方现代侦探小说的译介,经历了二十世纪初叶、中期和世纪末三个繁荣期。第一个繁荣期从题材、形象塑造到表现手法模仿西方侦探小说的痕迹明显;第二个繁荣期题材极为单一,侦探形象由智慧化身的个体转化为大众化的群体;第三个繁荣期题材涉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作品的社会性、思想性更加强化。
关键词:侦探小说;作品;文学现象
二十世纪,我们中华民族经历了世界上最为深重的灾难和最为剧烈的心灵震撼。从数千年封建制度的瓦解及延续近半个世纪的内外战争,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及十年浩劫,再到现在的全面改革与国际接轨,我们国家始终处于波翻浪涌、动荡剧变的伟大时代。这为文学家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和深厚的文化土壤。纵观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即可发现百年中国文学的丰富和复杂。侦探小说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就是这种丰富和复杂的表现之一。
中国侦探小说是随着封建时代的终结及作为这个时代的文学样式之一的中国公案小说走完它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并淡出文学历史舞台,而顺应社会变革与新的社会生活的呼唤所产生的一种文学样式。早在清朝末年,侦探小说的创作便初见端倪。1900年《月月小说》第七号刊载了《上海侦探案》,阿英的《晚清戏曲小说目》中收入了煮熟生所著的《滑稽侦探》。特殊的时代孕育特殊的文学,晚清王朝的最后几年,正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促使当时的先进分子———启蒙主义者们向国外寻求救国的方法;西方民主思想的引进,激活了中国沉闷的思想界,文学界也掀起了一个译介外国作品的热潮,许多西方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被先后介绍进来。对此,阿英在《晚清小说史》(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是这样描述的“如果有人问,晚清的小说,究竟是创作占多数,还是翻译占多数,大概只要约略了解当时状况的人,总会回答:‘翻译多于创作’。就各方面统计,翻译书的数量,总有全数量的三分之二,虽然其间真优秀的并不多。而中国的创作,也就在这汹涌的输入情形之下,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在这一翻译热中,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所讲的“当时的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是没有。如果说当时翻译小说有千种,翻译侦探要占500部以上”。从西方侦探小说鼻祖———美国作家爱伦·坡的《金甲虫》被周作人翻译成中文始,他的其他作品如《毛格街血案》、《被窃的信》、《玛丽罗热案件》以及被誉为“侦探小说之父”的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系列先后被林纾、刘半农、周瘦鹃和程小青等人翻译过来,而这些作品却在阿英所说的“并不多”的“真优秀”之列。
以程小青、孙了红为代表的创新派作家在译介西方侦探小说的过程中,被这些小说中所反映的西方法律、所表现的尊重法律和科学的思想所影响,对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讼狱制度的非民主化和严重的腐败产生了强烈的反思和批判意识。这与以吴趼人(创作了笔记体文言文侦探小说《中国侦探案》,1906年4月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为代表的固守封建时代坐堂审案的陈旧思想内涵和平铺直叙的表现形成泾渭分明的两个阵营。同时西方侦探小说作家不受文以载道、惩恶扬善这些中国传统公案小说创作主旨的局限,热衷于塑造大智大勇、逞才好强、光彩闪烁的侦探个体形象,充分体现侦探小说本质特色的情节艺术,为中国作家展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奇异的艺术天地。于是民国初年的这一批翻译家开始尝试用西方侦探小说的创作方法表现中国的现实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侦探小说实际上发端于大量西方侦探小说的译介。
正是大批侦探小说作家的出现,一些有影响力的侦探小说刊物的问世,以及一大批侦探小说作品的发表,标志着我国侦探小说的创作在民国初年形成了第一个小高潮。这一时期,有影响的作品有陆澹安的《李飞侦探案》,李定夷的《一案五命》、《急富党》,胡寄尘的《黄金劫》、《血巾案》,李涵秋的《雌蝶影》,徐卓呆的《第三手》、《秘密锦囊》,赵茗狂的《中国最新侦探案》;最著称的则是程小青的《霍桑探案集》和孙了红的侠盗鲁平侦探系列小说。这些作品与传统的公案小说比较,无论是思想内蕴还是艺术形式上都有根本区别。就这一时期的侦探小说的思想倾向而言,与当时的思想启蒙活动合拍,一方面洋溢着浓郁的社会民主思想,或显示民众救国,或歌颂杀富济贫,或唾弃剥削意识,或敬仰劳动人民;另一方面表现为深刻的法律民主思想,霍桑也好,鲁平也罢,都有一颗锄强扶弱,匡扶正义的赤心,他们关怀弱者,在法律面前为无权无势的平民主持正义,力求从偏颇的法律罗网中给财势两缺的普通百姓找一线公道的生机。就艺术形式而言,侦探小说家们把情节置于小说创作的第一位考虑,他们苦心积虑地编织情节因素,专心致志地推进情节演化,为此,他们往往将一个正常发展的故事脉落剪断,然后重新组装。中国传统公案小说秉承中国古典小说从头道来,有始有终的结构方式,而侦探小说则直接“拿来”西方侦探小说前果后因的结构手法,大量引进西方小说的心理描写。
与第一个高潮期的侦探小说相比,出现在50年代至70年代初期的第二个小高潮的侦探小说有一个鲜明的创作特色,即创作题材的单一性,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把它们的艺术视野投向反特防奸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的特定题材。其特定的历史原因是一个新的国家、一个新的政权刚刚诞生,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刚刚建立,社会生活、法律生活中的首要任务就是粉碎境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保卫这个新生国家的安全,巩固这个新生社会制度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百废待兴的严峻现实要求文学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就使中国侦探小说出现了一个“奇迹”:在近20年的时间里,侦探小说作家们步调高度一致地排斥一切国内外侦探小说的诸如个人恩怨、家庭悲欢和极具个体性的犯罪动机等传统题材,而“反特防奸”顺理成章地被推上了空前绝后的高度来重视。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有白桦的《无铃的马帮》(1954年载于《人民文学》),陆石、文达的《双铃马蹄表》(1955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林欣的《“赌国王后”牌软糖》(《中国当代公安文学大系 中篇小说第一卷》),史超的《黑眼圈的女人》(1954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和国翘的《一件积案》(1959年群众出版社出版)等。这些作品大多被搬上银幕,受到广泛的欢迎;它们除了给当时几近荒芜的文学艺术园地点缀希望的绿色之外,还在提高全国人民保卫国家安全的自觉性方面立下了实实在在的历史功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侦探小说的发展进入了第三个高潮期。这一时期,形成了一个相当大的侦探小说作家群体,他们活跃在各条战线上,有的原是纯文学作家,有的是犯罪学、法学专家,还有不少人来自公安工作第一线,本身就是与罪犯作斗争的侦查人员。他们以敏锐的眼光及时捕捉社会转型期的各种典型的矛盾斗争,并艺术地反映到侦探小说里来,与前两个时期相比,侦探小说的视野更加开阔,题材更加丰富,形象更加多样。除了传统的凶杀和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外,小说家们的笔触拓展到全社会的各个领域,广泛地描写企业、团体内部的矛盾和斗争,揭露和鞭挞社会上的腐败与丑恶现象。率先进入侦探小说领域的是反走私、反毒品这些带有新的斗争特点的题材。计红绪的《九马疑踪》(1981年连载于《辽宁工人》,后由百花出版社出版)、梁晓喻的《黑夜,潜伏着危险》(1985年载于《蓝盾》,后由法律出版社出版)是较早涉足反走私、反毒品领域的开拓性作品。随着走私与贩毒愈来愈猖獗,危害愈来愈严重,反走私、反毒品的作品逐渐多起来,其中朱恩涛、杨子合著的《鱼孽》敏锐地抓住80年代后期我国公安机关破获的“锦鲤鱼案”这起国际贩毒大案,生动地描述了中国刑警与国际刑警的配合与协作,刻画了一群犯罪意识很强,贩毒手段狡猾,高学历、高智商的贩毒分子形象。揭示了贩毒犯罪国际化、集团化和高智能化的趋势。正因为《鱼孽》选材的现实性和开拓性而荣获我国首届侦探小说大赛特别题材奖。
经济领域的犯罪与反犯罪的斗争,是新时期侦探小说的又一个热点。犯罪,不仅直接造成国家和个人财产的损失,而且是引发其它犯罪的重要动因;很多情况下它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腐败密切相关,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都是其典型表现。不少作家很注意反映这个领域的斗争。如蓝玛就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位,他的《天堂并不遥远》(1998年群众出版社出版)从反腐败着眼,既写了见财起意的杀人凶手,又写了幕后操纵走私犯罪的腐败分子,深入剖析了人物的犯罪心理,入木三分地刻画罪犯在犯罪前的贪婪、犯罪时的凶恶及犯罪后的张皇,这就更具社会审美价值。正由于此,这部作品荣获首届全国侦探小说大赛二等奖。
近年来,我国侦探小说创作的一个新趋势,也是它重要的特色之一,就是把侦探小说与社会问题小说结合起来。这种将两类小说的写法熔为一炉的艺术探索,拓宽了侦探小说创作的思路,在保留原有的悬念迭起、情节跌岩、扣人心弦、可读性强等艺术特色的同时,以更加丰富的艺术表现手段深入解剖社会问题,触及时弊,从而扩展了作品的艺术容量,拓展了作品的思想深度,使侦探小说更具深刻的思想性和社会性。1999年《啄木鸟》杂志连载的张平小说《十面埋伏》堪称这方面的代表,它在描述古城监狱狱侦员罗维民在服刑犯人王国炎身上发现新的重大犯罪嫌疑后的曲折而艰难的侦破过程中,逐步牵扯出社会上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以及与这个犯罪团伙相关联的省人大副主任仇一干、古城监狱长程敏远、狱政科长冯于奎等腐败分子;既为读者讲述了一个险象环生、高潮迭起的侦破故事,又向读者展示了案件侦破背后的社会上各种腐败现象,特别是通过全面透视古城监狱,小说成功地以文学话语提示当今最敏感的话题之一———司法腐败的严重性。
农村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农村案件有不少区别于城市的特点,这是一片富饶的艺术土壤,拥有最广大的读者群。侦探小说尽管一向被认为是“城市文学”、“市民文学”,但是这一时期的侦探小说作家并没有忽略农民兄弟,老作家杨润身的《大檐帽二进黑虎村》(1998年载于《蓝盾》)就是一部真正以农民语言写农村生活的侦探小说,人物性格鲜活,泥土气息浓郁。冯苓植的《捕风捉影》(1994年载于《啄木鸟》)真实可信地描写了主人公由成功走向堕落而犯罪的过程,也具有很强的典型意义,相比之下,农村题材的侦探小说数量偏少一些,力度也较弱。
中国侦探小说从模仿西方、蹒跚学步开始,跌跌撞撞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这期间有发展有高潮,也有文学上的成就。它将社会犯罪与政治制度、道德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阐释“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理想法制观念,塑造了鲜明的文学典型———有血有肉的侦探,伪善的君子,凶狠的罪犯等,创造了严谨的推理结构,形成了独特的情节和语言风格。但是与国内同期的其它小说流派相比,对照国外同期的侦探小说,中国侦探小说尤显稚嫩。尽管也有“中国福尔摩斯”之称的霍桑,但霍桑毕竟不能和福尔摩斯同日而语;虽然侦探小说创作颇丰,但整体水平不高,扛鼎之作几乎没有;尽管先后出现了三次创作高潮,但高潮不是巅峰。客观地定位,如同我们的社会形态一样,侦探小说尚处于“初级阶段”。这与文艺界人士不重视它,并将其视为通俗文学,不能登大雅之堂不无关系。其实侦探小说同社会历史小说、言情小说、武侠小说等各类小说一样,都有品位高下之分,既可以写成像《红与黑》、《巴黎圣母院》那样的上三流的作品,也可以写成无聊至极的下三烂作品。作品品位的高下不在于作家写什么,关键还在于作家怎么写。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新与旧,善与恶,是与非的冲突不仅非常激烈,而且特色迥异,只要我们的侦探小说作家从新的生活中发现,从新的生活中联想,从新的生活中创造,就一定能将侦探小说的创作推上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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