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issyfox（狐狸$午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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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科技服务司法 民间力量建设犯罪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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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年11月23日09点47分 |
“没有任何一项法庭证据鉴别技术像DNA鉴定一样，能够以99.9999%的精度锁定或排除犯罪嫌疑人。在全国司法系统推广DNA证据鉴定技术，建立全国联网的犯罪现场DNA证据数据库以及重点监控人群DNA数据库，对于大 幅提高破案率、缩短结案时间，震慑强奸、杀人等恶性犯罪分子，维护社会安定具有重要意义。”
首届国际DNA证据研讨会将于11月23日至25日在北京人民警察学院举行，由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共同发起，并得到全国十多个省市地方司法机构的配合与支持。7位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国际顶级DNA物证、法律、刑事鉴识问题专家的日程已经敲定。高法、高检、公安部、司法部、公安大学、政法大学、人大、北大、清华的有关专家也应邀参加研讨。
此次研讨会围绕三个主题：犯罪现场DNA证据的发现和收集；DNA实验室分析技术及各国DNA数据库概况；合格DNA证据鉴定报告的基本要素及法庭质证技巧。
对于暴力性犯罪案件，约有60%遗留有生物学物证。尤其是强奸案件，约有95%遗留有生物学物证，可以进行DNA检测，达到直接确认或排除犯罪嫌疑人的目的。可是目前在我国，只有不足10%的犯罪案例使用了DNA证据，这也只是局限在北京、上海、辽宁等少数几个地区。而我国其它地区的地方司法机关在使用DNA证据方面存在许多问题，限制了专业人员安全有效地使用这项技术。
另一方面，如果DNA证据的发现、提取、保管、鉴定过程不严谨、不科学，不但无助于破案，反而会制造冤案。
在今年夏季各媒体爆炒的“湖北鄂州市离奇强奸案”中，当地警方提取了歹徒现场留下的精斑与15名嫌疑人的血样做DNA鉴定，但是采血程序很不严谨，采完的血样没有进行严格封存，存在血样搞混甚至被人调包的可能，由此导致无辜村民李某被冤屈的案件产生。后经湖北省高院重新对李某进行血样DNA鉴定，排除了作案嫌疑，才最终使这起冤案得以昭雪。
“李昌钰在轰动世界的辛普森杀妻疑案中质疑警方的取证过程漏洞百出，使辛普森最后无罪释放，不能简单理解成有钱人靠大牌律师和大牌专家证人钻了法律的空子，而要理解审理该案的法官指出的司法理念：宁愿错放一个真凶，也不允许检方使用‘有毒’的证据殃及无辜，因为先例一开，恐怕更多的穷人、无辜者无力对抗警方违法取证带来的威胁和伤害。”著名刑事诉讼法专家、政法大学陈光中教授在评论辛普森一案时解释说。
由于现代的DNA证据鉴别技术依赖尖端的仪器将繁琐、复杂的过程简化和自动化，国内只有少数专业人员掌握它的原理和识别实验结果，与案件有关的检察官、法官、律师及作为独立监督力量的媒体记者，因为缺乏必要的相关知识和技能培训，尚不足以在法庭DNA证据使用过程中形成有效保护公民权利的“对抗式”质证机制。为弥补这一缺憾，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利用上级单位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在基因科技领域的国际影响，成功邀请到国际知名美国华裔刑事鉴识专家李昌钰，美国司法部“DNA物证的未来”全国委员会执行理事、DNA政策制定人克里斯托弗·雅斯坡林等资深专家出席研讨会，为国内相关专业人员及记者讲解、演示DNA证据法庭应用的国际规范和国际惯例。
在我国，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开辟了DNA鉴定研究办案的先河。中国DNA鉴定的研究始于1987年，1989年已经应用到实际断案当中。目前，仅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每年受理、检验的DNA鉴定案件就有一千余起，其中大多数属于重大疑难案件。这些重大疑难案件包括：凶杀案、强奸案、碎尸案和亲子鉴定，前两种主要是将受害者身上的其他血迹、精斑的DNA与嫌疑人的DNA进行比对，以认定或排除嫌疑人；在碎尸案中，通过DNA分析可以将碎尸块整合成一具完整的尸体，同时通过检测被报失踪者父母的DNA，往往还能确定死者身份，即尸源认定。这些线索对于案件的侦破和审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DNA本身并不具备自动成为客观证据的功能，而是必须经过以人为主导的采样、实验、对比、分析及数据解释等程序后，方可得出结果。也就是说，DNA证据必须通过人的行为才能得到。那么从采样到实验，再到根据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和报告，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出现影响DNA证据可信度的行为，再加上我国各地DNA鉴定水平参差不一，导致这个“最能接近事实本相的证据武器”有时并不能揭示事实真相，湖北鄂州市离奇强奸案表明人们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DNA证据的科学性也许有一天会受到挑战，但有一点，DNA证据绝不可能像测谎仪那样为刑讯逼供提供借口。法学专家一致认为，避免冤假错案的必由之路是完善证据制度和证据立法，经不起推敲的、靠违法手段获取的证据不予采用。统观震惊世人的昆明杜培武案、辽宁李化伟案，刑讯逼供就是制造人间惨剧的元凶。李昌钰说，美国警界在五六十年代刑讯逼供泛滥成灾，经过媒体大量曝光引起民众强烈抗议，国会逐渐完善了法律，才形成了后来重证据、讲科学的庭审风气。辛普森案是世界司法史上的标志性事件，不过，它否定的不是DNA证据的科学性，而是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不严谨的取证过程如何毒害了DNA证据的可信度。
和最常用的指纹证据比起来，DNA证据经标准化非常容易数字化，不仅便于建立大型数据库，而且检索效率非常高，各国司法系统纷纷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研究和开发国家级犯罪人群DNA数据库，起步早、见效显著的有英国和美国。
世界上第一个DNA数据库是英国法庭科学服务部(FSS)建立的，实验研究工作始于1990年，但直到1995年随着相关法律的完善，权威、完整的国家级DNA数据库才算建成。
美国也是从1990年开始全国DNA数据库的研究、建设，为赶超英国，投资力度很大。1992年，美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专门成立了“法医科学中的DNA技术”委员会。1993年，国会通过的反犯罪法案中，拨款给司法部五年4000万美元以改进法医DNA技术。
在我国，虽然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有关专家就开始呼吁尽早建立全国DNA数据库，但从1998年立项至今，进展远远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水平。2000年6月16日至30日，公安部DNA技术与管理考察团对美国、加拿大DNA技术及数据库管理进行了考察，总结美国赶超英国的经验，主要有三点：一是尽早制定相关政策、法规；二是保证稳定的财政支持；三是充分调动民间机构的参与积极性，通过市场化运作带动本国整个基因产业链的发展。尤其是第三条，如何借助社会力量，低成本、快速建成我国大型DNA数据库，同时为我国基因产业的持续发展提供动力，值得我们思考。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所长杨焕明指出，我国是一个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基因频率各不相同。即使是汉族，不同聚居群体的基因频率也不完全相同。基础DNA数据库建立于群体调查、家系调查、法医学应用评估之上，给各区域或跨省市的计算机比对识别提供了必要的统计学基础。基础数据库建立后，某一群体某一基因信息的某个等位基因的突变频率可以很快得到查询。例如在办案实践中进行亲子鉴定比对识别，就必须充分考虑突变(或重组)的可能性，才有可能避免误判，而基础数据库的建立，是保证正确比对识别的重要前提。
美国高等法院法官史蒂芬·布雷尔在关于科学与法律相互依赖的文章中写道：“法律本身日益需要使科学健康合理，而且用科学的方法来完成技术成为法律对我们日趋重要的基础。法官不是科学家，法庭也不是科学实验室。但是，要做好法律工作，我们需要培养见多识广的，虽然只是略有了解的、对相关科学政策能理解的人。”首届法医DNA证据规则国际研讨会用意正在于此。
以上部分内容摘自《法制日报》。
[此贴被cissyfox于2004-11-23 9:48:04修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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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本能就是伤害自己和互相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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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推理之门 Tuili.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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