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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生命的赌注与社会公信力 ――评硕士患者杀医案（人气：653）

wangjiajun（小白龙）

1 楼：生命的赌注与社会公信力 ――评硕士患...

03年11月14日15点04分

硕士级的患者彭世宽手持利刃将教授级的主任医师王万林连捅46刀致死，从而“为世纪之交趋于紧张的中国医患关系添上了血腥的一道刻痕”（南方周末2001年12月13日“消费广场”版）。“事后经法医鉴定，彭意识清晰，无精神病史”。
实际上这是一个普通的医患纠纷个案，只不过凶手的身份更能让人认识到医患纠纷矛盾激化的程度。
是什么原因致使彭世宽以如此残忍的方式结束了两个人的生命呢？（“9月28日，身患绝症的彭世宽以故意杀人罪被执行死刑”）从消费心理学和犯罪心理学的层面略作分析，会有助于我们找到答案。
从消费心理学的角度讲，消费者的期望值与实现效用之间的落差越差，则消费满意度越低。就此一案例而言，患者的期望值与实际的治疗效果之间的落差越大，则患者的不满意度越大。2000后9月，彭世宽夫妇看到了一则报告，称一患者在接受了王万林医生的治疗后一切功能恢复正常，“容光焕发地离开了医院”，受报道吸引，彭世宽夫妇又去王万林医生所在的医院咨询，看到了与手术相关的广告，称可以“将病人5年无病生存率由国内目前水平40%－50%提高到70%－80%”，王万林医生本人说：“医院打化疗的办法是割韭菜的方法，只有我这个办法才是根治的办法”。这无疑极大地提高了患者就医的期望值，并且，医院宣传广告的承诺应该可以具有法律效力。而彭世宽术后会诊的结束却是，“病情这么快就复发了，很显然这个手术是不成功的；王万林的这个治疗方案有两个错误”；“彭世宽重新去湘雅医院咨询得知，此时他再做异体移植已毫无意义，继续服药只能稍微延缓一下死期的到来” 。从术前的满怀希望到术后的绝望，患者的期望值与实际的治疗效果之间的落差急剧增大，患者的不满意度急剧膨胀。
然而，这个不满意度的急剧膨胀并不必导致凶杀的惨剧，接下来进入犯罪心理学的分析层次。
术后，彭世宽提出了两个补救或补偿的要求，但院方认为不合理予以拒绝，称可以去法院起诉，“到时候，法院判院方赔多少，我们都会服从判决” 。然而，在彭世宽夫妇看来，“做医疗鉴定，就是让老子给儿子做鉴定；去法院打官司，以彭剩下的时间，肯定是没有指望了”。所以，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讲，彭世宽对于医患纠纷解决机制的绝望才是实施凶杀的真正原因。
我们需要充分注意如下事实：法院对彭世宽案的判决书上，采用了院方的说法，即，院方在治疗上“不存在过错，疗效也较满意”；湖南省卫生厅追授王万林“人民的好医生”荣誉称号，“号召全省卫生系统广大卫生工作者向王万林同志学习。”
也就是说，事实最终的进展正如彭世宽萌生杀人动机时的预料！在这个时候，我不知道应该如何评判这个硕士生的理性与感性相互交织的矛盾冲突。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目前，医患纠纷的解决机制已经丧失了普遍意义之上的社会公信力，从而，在极端的情况下，需要以生命为赌注而付出惨痛的代价。
以下谈一下与社会公信力相关的得失。
实际上，社会公信力犹如一个涵养自然生态的水库，如果我们利用这个水库的资源上一些污染极大的工业项目，自然也能取得一些部门利益，然而却以牺牲自然生态的平衡为代价，如果这个趋势不加以遏制，那么，最终，不仅耕地、山林和草场的生态难以为继，而且，就连那些工业项目也要最终停下来。
比如，医师王万林的两项专利被蓄意歪曲宣传，并且，彭世宽相信其本人“是专家教授，这里又是三级甲等医院”，因此才住院接受治疗。这里，彭世宽的行为决策援引了“权威公信力”，“权威公信力”自然有助于吸引患者、提高合作医疗双方的收益，但是，一旦这种社会公信力的资源被耗尽，那么，不把“权威公信力”失去了效用，而且甚至会危及到医疗科学的公信力。届时，人们只能再回到相信“江湖游医”的老路上去。在江湖游医、巫婆神汉行骗的相关报道中我们会深切地感受到相信科学和正规医院的重要性，然而，一旦医疗科学和正规医院的公信力逐渐丧失，那又能让人们相信什么呢？
彭世宽在看到第一篇相关报道之后，“在随后的几天里，又相继在几家报纸上看到了类似的报道”。此时，彭世宽的行为决策援引了“媒体公信力”。不管这些报道是否属于“红包报道”，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类似的事例出现得越多，“媒体公信力”就越低。
据我个人的了解，目前，各地市级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体夸大的医疗、药品的广告宣传在全国已相当普遍，各时段的与“健康”、“服务”、“夜话”相关的节目几乎全部被“性病、妇科病、前列腺炎、肝炎、鼻炎”等常见多发病的广告宣传所占据，并且大多打着与药品销售代理商或医院合作普及健康知识的幌子。如不及时加以治理，即将成为一个社会公害，一方面损害消费者权益，一方面使“媒体公信力”、“权威公信力”等社会公信力进一步降低。
最后，谈几点与改善医患纠纷处理机制相关的意见。
其一，建立独立于医患双方之外的第三方医疗鉴定机构以及医疗信息库。在医疗信息方面，建立全国性的公用信息库和区域性的档案信息库。公用信用库为每一个患者建立终生健康档案，包括每一次体检、就医、诊断以及不良反应等全面系统的健康记录，在任何一家医院就医时，只要医生调出他的个人信息就会较全面地掌握其个人状况，从而极大地提高诊断效率并同时降低误诊率；档案信息库可以设在第三方医疗鉴定机构或者专门的政府服务机构，每一次医疗诊断以及住院观察记录、化验单等全部过程的有效信息都须同时发送一个拷贝件至档案信息库，从而有效遏制信息作弊并将发生信息纠纷的可能性降至最低。IT产业的发展所提供的物质条件已经可以将这些信息库建立的单位患者成本降至可以被普遍接受的程度。并且，完全可以相信，相对于这些成本支出，整个社会所得到好处是很多的。这些好处包括：医疗服务水平的提高、处理医患纠纷成本的降低、社会公信力的提高、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信任增加等。
实际上，卫生部门握着医疗鉴定的权力不放实在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将医患冲突的矛盾揽在政府部门，是一个并不明智的选择。
其二，需要逐渐放松并最终放开医疗服务的价格管制。因为，价格管制的效果往往与其初衷相反。例如，医疗服务价格管制的初衷无疑是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但是，医疗服务的价格管制却诱发了药品流通渠道的寻租行为，使药品价格高于出厂价格1—2倍，并且，医师处方权的寻租行为必然不同程度地存在“药不对症”的现象，最终损害的仍然是患者的权益。
诊疗费以及手术费正常的价值回归会使整体的资源配置趋向于合理，其中包括医疗机构的选址、数量、规模以及各科室的配比，还包括各医疗院校的专业设置、扩充或者压缩，这个过程的复杂程度除了可以由市场化的方式有效配置之外，我看不出价格管制以及计划管理会起到什么好的作用。
只有医疗服务的价格趋向于价值正常回归，医师阶层才会倍加珍惜他的工作岗位和名誉，从而，可以用极小的约束力将医疗服务层面的寻租行为遏杀在萌杀状态。
一位因药品流通寻租受贿而入狱的医院院长的一句话让人心酸，他说，将所有的医生和医院排成一队，如果全部认定为卷入了药品流通领域的寻租交易，会有人怨枉，但是，如果隔一个认定一个，也就是说，取其二之一，则会有人漏网。（2001年11月24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药品回扣内幕”）波及面如此之大，可见体制害人。
恕我直言，不日前新颁布的药品管理法加强行业自律并加大药品流通领域的管理力度仍然只能起到治标而不治本的作用。既便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其执法成本也相当之高。
其三，应放松医疗行业的进入管制，并加快官方医疗机构的体制转轨而进入商业运营模式。那种对于医疗机构的商业运营模式可能会导致草菅人命的担忧完全是一种思维的误区。因为，一旦第三方医疗鉴定机构以及医疗信息库得以建立，那么，一切医疗诊断与实施过程便置于众目睽睽之下，在此种情况下，只要进一步颁布一个严厉的过错追纠和相应惩罚措施的实施细则，那么，以追求利益回报为最终目的的商业行为必然以不断提升其医疗服务质量为前提。所以，问题的关键点并不在于何种运营模式，而在于相关激励和约束的缺失或错位。目前，之所以严厉的过错追纠的实施细则不能出台，并不在于法制建设能力的滞后，而在于政医一家，判罚的损失需要国家来掏腰包。而一旦医疗机构进入商业运营模式，卫生部门的行业管理便再无顾忌。
不过，医疗机构的体制改革以及行业准入需要注意这样一点，那就是，必须提高行业准入的资本门槛，这样，谁如果胆敢冒损害患者权益的风险非法弁利，需要有足够的资本金可罚，不能让他一走了之。
生命无价、健康无价，让我们期望一个全新的医疗服务时代在新世纪之初后的不久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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