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静的思考（安静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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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楼：
关于＜重庆峰会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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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年04月18日17点45分 |
2002年12月7日至8日，一些神秘人物
在重庆开了一个规模不算很大的行业会议。令很多业外人士感到困惑的是，这个名曰“2002年中国商务信息调查行业研讨会”——在名称上和“私人侦探” 根本不搭界的行业讨论会却使“私人侦探”的话题一下子大热起来。
“中国的‘私人侦探’公司在重庆开峰会了！”这个消息立时在中国的南方和北方媒体上激起一片骚动。
几乎是与此同时，上海方面却传出了“私人侦探社”注册被拒的消息。对上海的两位法律工作者到市工商局申请注册“私人侦探社”遭到拒绝这件事，国家工商总局负责人对媒体的表态非常明确：“那些所谓‘私人侦探公司’，都是打着咨询公司的旗号，超范围经营，按规定应该严厉处罚。”
而在此前的今年11月份，刚刚出台的《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将注册商标的种类由原来的４２类增加到４５类，引人注目的是，增加的类别当中就包括了“侦探公司”和“社交陪伴”等特殊服务。这是曾经被很多人士认为是“私人侦探”的行业即将从地下转入地上的前奏。
如果我们继续向前回顾的话就会发现，真正将“私人侦探”这一话题拽入媒体视野的其实是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一项司法解释。这个在法律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的司法解释规定：只要不违反法律的一般禁止性规定，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未经对方同意的录音录像也可作为证据。而与此同时，很多对相关法律比较熟悉的人们仍然记忆犹新：1993年由公安部发布的《关于禁止开设“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仍然有效。也就是说，所谓的“私人侦探”仍然不具备合法的身份。
名副其实的“私人侦探”到底应不应该存在？或者说，各种“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调查业务要不要从纯粹的商业调查和经济方面的信息采集扩大到事关公民隐私的个人日常事务调查？来自法学界和社会上的争论声显然还十分嘈杂。
持赞同意见的人认为，“私人侦探”这一民间组织已经以商业方式介入了社会法治生活。《民事诉讼法》有“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当普通公民在其合法权益遭到侵害，如遭遇“包二奶、婚外恋”等家庭财产、银行存款被秘密转移、逃债人下落不明、知名品牌被仿冒等司法实践中较难把握和操作的问题时，一般公民不具备我国现时法律所规定的相应调查权，同时也缺乏相应的技术支持，求助于较为专业的“私人侦探”是一个很合理的选择。
持反对意见的人士认为，隐私权是公民依法享有的拒绝、排斥任何未经法律批准的监视、窥探和防止个人私生活秘密、个人信息被披露的权利。获得个人数据、信息必须事先经过批准，并且要使用公正的手段。由于“私人侦探”并不具有国家法律所赋予的公开的、强制的手段，那么他们开展活动往往是秘密进行的，这就容易侵犯个人的隐私权。而侵权，往往会带来冲突，这种冲突又有可能引起更大的争端，这对社会秩序的稳定显然是不利的。
在如此嘈杂的话语环境当中，我们坚持做了这样一个专题，其实用意非常明显，因为，从本刊记者对本城业已存在的“私人侦探”的贴身追访中，我们的读者肯定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种基本态度：“私人侦探”要走向合法化，或许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不仅是一个法律地位、准入标准、行业规范、资格审定标准确立的问题，更是一个完整的管理体系建立的问题……
“福尔摩斯”们的“峰会”
进入12月的雾都重庆寒气袭人。来自全国近百名代表和数十家新闻媒体的记者齐聚这里，就“商务信息调查”这个全新的行业进入了深入的探讨。这次会议被很多媒体冠以一个别致的名称——“私家侦探公司峰会”。 让人不解的是，几乎参会的所有代表都不愿提及原本已经很通俗的名字——“私人侦探”，而改用“商务信息调查”这个让绝大多数国人仍然感到很陌生的名词。从吸引眼球的角度来讲，这个举动无疑很不合算。 来自湖南的一位会议代表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原因，“国内根本没有真正的‘私人侦探’这个行业，现行的法律也没有‘私人侦探’的合法身份。”而主办方重庆邦德公司的一位法律顾问出语更是十分谨慎：“目前，我们所处的行业非常敏感，因为很多人都不明白，他们所进行的调查并非侦查，而是一种行业调查。”
很多与会的代表在讨论时都认为，目前这个行业生存还比较艰难，而且社会上还对这个行业存在种种疑惑和偏见。但与会者已经看到了自己的生存空间：“打假”是商务调查公司最大的利润来源。
身份
一位记者是这样描述自己在大会上见到的绝大部分“侦探”的形象：“没有福尔摩斯的烟斗，没有柯南的神奇变声器，更没有致命的高科技武器；在一件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休闲西服下套着一件鸡心领的羊毛衫，里面则是一件暗色、不扣顶端纽扣的衬衫，走起路来甚至有一点点趔趄”。几乎所有的与会者都这样和记者打招呼：“别叫‘侦探’,我们都是调查员”。主办方邦德公司针对媒体文章称此次大会为“私人侦探的大会”，更是与同行们紧急召开秘密“会晤”，并验明正身：我们是“调查员”而非“侦探”。会议正式召开后，无论是主办方的组织性发言，还是与会方嘉宾的探讨性发言，互相全都以“调查员”相称，“侦探”一词在这里竟成为了一个极其敏感的词汇。一位“调查员”在发言中不时地强调：“目前我国法律并没有‘侦探’这一定位，社会大众之所以喜欢把我们称为‘侦探’，其实大都是受了小说和电影的影响。”她认为，基于我国法律体系的特点，调查员在工作中使用的是“调查权”，与公安局、检察院等执法人员的法定侦查权完全是两个概念，混淆不得。这次会议主办方将记者和“侦探”们都严加“看管”，让双方住在不同的宾馆，更不允许任何媒体私下采访“侦探”，本就神秘的会议因此更加让媒体摸不着头脑。
他们真的不是“私人侦探”吗？
其实很多参加会议的记者都已经心知肚明，在实际操作中，绝大多数与会的代表们所从事的业务领域都已经超出了“商务信息调查”这个范围。况且，这么多的媒体大老远赶来参加会议，人家冲着的肯定不是什么“商务信息调查”这个让人不感兴趣的名头，他们冲的是这些“调查员”们所从事的诸如“包二奶”、婚外情调查之类的神秘业务。
主办方重庆邦德商务信息调查有限公司经理递给记者的名片背后也清清楚楚地写着该公司注册的特别商标。侦探类：私人保镖、侦探公司、护卫队、夜间护卫、治安保卫咨询、寻人调查、安全咨询、安全及防盗报警系统的监控。法律类：版权管理、法律服务、法律研究、知识产权许可、知识产权咨询、仲裁、知识产权监督。由此可见，是不是“私人侦探”或者说从事不从事人们关注的那些业务还是很清楚的。
市场
有需求就会有市场，存在就是合理，这两句话无疑是此次峰会的理论支柱。研讨会一开始，主办方重庆邦德公司的代表人便向同行们说明了大会的最终目的：在同一张桌子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同行们就如何发展中国商务信息咨询业的途径、规范行业市场运作等问题进行讨论，并希望形成一个信息网络，在合法、帮助初创者的前提下形成资源共享。
据悉，此次会议策划初期，邦德公司曾向20多家同行发了邀请传真；谁知后来一传十，十传百，其他许多同行也纷纷主动要求参加会议，以至于会议前统计的资料显示，要求与会的同行已超过了100家。除了日前媒体提到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内地公司代表外，还有来自肯德基、青岛啤酒等知名企业的调查人员，甚至连加拿大国际警察学院也有人参加。
从媒体的报道中，好像参加会议的人没有提到“侦探”业务这个市场到底有多大。但大家都能清楚地看到这个市场的巨大的吸引力。面对市场这块“奶酪”的诱人前景，谁想轻易放弃呢？
会上，来自厦门的一位律师的观点颇为引人注目。她认为对目前从事调查服务的公司来说，商业调查领域才是最容易取得市场突破的。就说“侦探”们在此次会议上十分关注的“打假”问题，目前，不论国内还是国外的知名品牌都不同程度地遇到了假冒伪劣产品的威胁，而这也是国家机关最为头疼的问题，在处理“打假”问题上，全国每年都要投入近10亿元人民币的专项经费。在这一问题上做文章，不仅可以解决政府机关的难言之隐，同时还会给大家带来巨大的商业收入，何乐而不为？
内幕
很多参加会议的记者并不满足会议本身提供的信息，他们费尽周折想了解的是这些“调查员”们工作的内幕，揭示这些神秘者真实的一面。
一家公开表明经营范围主要是会务代理和企业形象策划的商务咨询事务所的代表，承认自己的业务中包含有代理调查商家诚信度的业务功能。在这些从事这个行业的“侦探”中，一些人有过在公、检、法等国家机关工作的经验。“我们和别人并没有区别，一样遵纪守法。”一位“私人侦探”说，“尽管在别人看来，我们的工作方法非常神秘，但实际上不然。而且可以肯定地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
这位先生还向记者坦言：有时候，他们的工作就好像汽车组装工一样，“工作”只是按客户的要求将散于各处的零件集中起来。“我们有一部分客户是商人。他们在与其他商家做生意前往往有‘对方信用度如何’之类的问题，但为了不破坏双方间的友谊又不便当面质问。于是，他们就会想到我们——要求调查对方的信用度。”他举例说，“对此，我们只需将对方商家‘散放’于各个方面的资料集中起来并汇总即可。”
为了防止客户非法利用调查结果，很多“侦探”都有一个默认的规矩：在接受客户要求调查对方商家资料之前，先对客户的来意、身份及动机进行调查。于是，在该事务所接受的每一笔业务中，第一个被调查的对象往往不是标的对象，而是客户。
“若有一人想了解他人的某些生活习性，而他又不便自行了解，于是委托我们帮助调查。此时，我们就会先对他的动机进行调查，若调查出其真正目的是诸如将要实施的绑架、勒索等不法行为，那我们绝对不会同意。原因很简单，他想犯法，若我们再帮他调查，无疑成了共犯。”这位先生认为，作为受咨询方，有时稍有马虎便会陷入客户摆下的陷阱中，而事先调查客户的办法则不失为避免悲剧发生的有效方法。
按照“侦探”们的说法，其实他们的工作并不神秘。大会上一位发言人说，要成为一名“调查员”，只需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一定的专业知识以及一定的本钱即可。那么，在现实社会中，那些真正的“调查员”究竟何在呢？“现在的你就是‘调查员’嘛。”何先生曾风趣地对记者说，“你问我答，获取我的资料，这个过程就是调查工作呀。”他说，其实，调查这一词汇的含义很广，从朋友间的随意聊天到两人之间一本正经的生意谈判都可以存在。“也许每个人都曾经当过‘调查员’，只不过他自己没有注意罢了。因此，所谓的‘调查员’也许就在你的周围。”
“利好”
今年对于中国的“私人侦探”们来说，可谓“利好”不断。先是4月1日起施行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明确指出了不违法的偷拍、偷录取得的证据也可以在法庭上充当有效证据，再是10月底，国家工商总局又把“侦探公司”列入新颁布的《商品和服务商标注册区分表》中，给人一种侦探公司”将要走向合法化的信号。事实是否如此，各路专家对此的看法大相径庭。
华东政法学院刑事司法系侦查学教研室教师肖庆平认为：私人侦探业势不可挡。他认为，市场需求是促进该业发展的最大动力。由于在大部分民事案件和一些自诉案件中，负有相应举证责任的原告方并没有精力或者能力去调查取证，而这就使得专门从事这些调查工作的人员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
此外，今年4月1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出现的类似合法的偷拍偷录资料可以作为法庭证据的司法解释也表明了法律正有向该行业“松口”的趋势。因此，随着中国加入WTO，法制建设与国际逐步接轨，真正的“私人侦探”业是很可能出现的。不过，这位肖老师也认为，任何新事物的出现，都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期。其中包括法律对它的认可和社会对它的真正接受。因此，真正的“私人侦探”业浮出水面尚待时日。
很多业内人士都认为“私人侦探”是否能够浮出水面现在还不能下结论。因为，中国的“私人侦探”公司从来都是地下的、不合法的。现在允许它们注册商标，并不等于说国家认同它们的合法地位。因为商标注册与市场准入是两个方面的问题。前者自然人也可申请，而后者要按国家有关法规审理，尤其是特种行业，更要经过前置审批才能准入市场。没有这个审批的过程，即使注册了商标，也不说明能有效使用。目前我国对“私人侦探”这一行业还未开放，因此即使注册了某某侦探公司也不能使用。
盲区
“私人侦探”的工作离不开跟踪盯梢等非正常的调查取证手法，很多人对此持有疑虑，因为这涉及到公民的隐私权的保护等很多法律方面的问题。但有很多律师认为，其实跟踪盯梢等非正常的取证方式在民事纠纷调查中已经频频出现，成了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不应该单方面地去批判，而是应该正视它，分析它的存因。这些存因和目前很多相关的法律规定是密切相关的。
法院鼓励当事人自行举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于2002年4月1日起施行，对举证责任和证据效力比以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于是，当事人自然而然地、甚至是别无选择地去积极收集证据。这种积极的取证方式，有时可能会不可避免地侵犯公民的个人隐私权。
法律保护隐私权，但这种保护不是绝对的、无原则的。所谓隐私权，是指公民保持其私生活中的秘密不为他人知悉的权利。但是，任何人的个人隐私都必须限定在合法、合乎道德和社会需求的范围内，对于任何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他人都有权揭露和干预。公民为维护个人权利的需要，在必要范围内了解他人隐私，不构成侵犯隐私权。而且，侵犯隐私权和了解隐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法律意义上的侵权，必须具备侵权的法律要件，即有非法的行为、损害后果、以及非法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单纯地了解他人的隐私，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不是随意加以扩散、宣扬或者用于其他非法用途，从而没有造成损害后果的，也不能算侵害隐私权。
公安部在多年前就有禁止设立“私人侦探”所的规定。不过限制的范围比较窄，存在着较大的灰色空间。大多数情况下，以朋友的身份，或者由朋友辗转介绍，以个人名义帮助取证，并获得一定的酬劳，似乎并不在法律明确禁止之列。
只要取证过程合法，法律对形式还是宽容的。现行法律不禁止上文涉及的那些取证活动，现行法律同时也对这些取证活动所针对的对象，提供了足够的保护。首先，取证时不得违反相关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如《宪法》及《国家安全法》中的规定。其次，对涉及个人隐私的证据，只能在特定的范围内以特定的方式使用，主要是在法庭上向审判机构提交，使用不当造成侵害隐私权的，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国外著名的私人侦探公司
高乐国际金融侦探社
著名律师朱尔斯·高乐1972年创建于美国纽约，早期主要为企业提供收购、兼并及金融情报，其后业务范围迅速扩大，涉及反欺诈、反窃密、反情报、反商标侵权和企业危机管理等多方面。由于调查结果往往关涉企业的股票市值和兴衰沉浮，高乐又有“华尔街的眼睛”之称。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高乐公司参与调查了多起跨国政府丑闻和官员腐败案。如受美国众议院委托，调查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在国外的数十亿美元存款（1985年）；受海地政府委托，调查海地前总统杜瓦利埃数百万美元个人财产的来源（1986年）；受科威特政府委托，调查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在西方国家的金融网络（1990年至1991年）；受巴西政府委托，调查巴西前总统卡洛及其竞选经理的贪污行为（1992年）等。这些业务的开展为高乐带来了国际性声誉。
目前，高乐公司已经成为一家拥有2000多名雇员、年收入超过10亿美元的跨国公司，在全球设有55家分公司。高乐10年前即进入中国，其亚洲总部设在香港，在北京、上海设有代表处。深圳市猎狐商务调查有限公司是其在中国南方的合作伙伴。
平克顿侦探公司
1850年，美国警察阿伦·平克顿辞职创办了美国第一家私人侦探公司——平克顿侦探公司。其时美国正处于南北战争前夜，国内局势混乱，盗匪蜂起，警方的力量远远满足不了民众的要求，平克顿以缉盗和武装押运闯荡江湖，很快就打开局面并树立起良好的口碑。
平克顿是美国现代侦探业的鼻祖，其制定的执业准则至今被世界各国许多私人侦探奉为圭臬，被称为“平克顿准则”。其主要内容有：雇员不得私自收取客户酬金，不能从事法律所不允许的调查业务，不得直接为政党服务，不得为黑社会服务，不得调查政府官员的行为，不得染指社会丑闻和离婚案。
平克顿中国有限公司总部设在香港，在北京、上海、广州设有代表处，此外还有12家以信息咨询等名义设立的分支机构。在中国，平克顿主要开展知识产权保护、国外品牌打假代理等业务，服务对象限于外资企业和在中国境内工作的外国人。
“私探”贴身采访记
追访
两个月之后再次见到环亚深港调查公司的张先生，他的神情轻松自若多了。他承认，这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刚刚出台的《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中，注册商标种类由原来的４２类增加到４５类，其中包括私人保镖、侦探公司、社交陪伴等特殊服务。虽然私人侦探社要进行注册还有待时日，但是毕竟目前的情况让他“看到了希望”，自然和记者打起交道来也少了些顾虑。记得两个月之前本刊记者第一次约见张先生，他踌躇多时才答应见面。在一家光线黯淡的咖啡馆，逆光而坐的张先生面目颇为隐约，音调低沉迟缓，对于记者的笔记本和数码录音机保持了相当的警惕。回想到那时，张先生也笑了，他说，当时的心态和现在很不一样，毕竟工商总局的文件还没有出台，另外，那之前不久刚好受到某报一个记者的不实报道的影响。他说，当时那个记者明明只是在电话中和他交谈了几句，却在报道中有声有色地叙述自己如何目睹了他的办案过程。所以对于记者，“私人侦探”大部分是相当警惕的，很多时候只要一听到对方的记者身份就会立即挂断电话。
如果不知底细，没有人会想得出眼前这位张先生的职业是“私人侦探”。你会在第一眼猜测这个稍微发福的45岁的中年男人是某政府机关的干部或者是学院里的教师，因为他沉稳的神情、得体适中的衣着和标准的普通话都和人们想象中那些极具冒险家色彩的“私人侦探”的形象相去甚远。
最近生意好吗？记者问。
还不错，张先生说，最近刚刚接的两三个案子，其中一个是所谓“揭露腐败”的，目标是某个重要岗位的小头目。这种案子并不太好做，因为其背后一般是个人私怨，证据也不太好取。其实我最愿意做的还是婚姻方面的案子，案情简单，又不涉及到政治方面的问题。比如现在手上这个调查婚外情的案子，做妻子的长期在深圳工作，家和丈夫在省内另外一个城市，妻子一直怀疑丈夫有外遇，但是苦于没有证据。这次她要求我在她的家中安上一个针孔摄像机以便取证。
那是什么样的摄像头呢？
张先生解释说目前的针孔摄像机其实有两种，一种是将摄像头安装在目标处，无线接收器安放在200米以外的另一处。还有一种是一个配套于普通摄像机的针孔摄像头，装有这种摄像头的普通摄像机将会变得非常隐蔽，易于操作。
张先生从包里拿出一个小盒子，从中取出一支一头大一头小的镜头来。这么小的一个东西就要6000多元，是他从香港买来的。
“其实我自己动手改装了很多器材，比如有一种摄像头，我将其改装后安在上衣钮扣里，这样非常好用。在香港有很多这些器材卖，比如安有摄像头的台灯什么的。”
“那你有《真实的谎言》中施瓦辛格的那种眼镜框上的摄像机吗？”
没有，目前我主要用的还是普通摄像机、照相机和窃听器几种器材。
窃听器怎么用？
一般来说，窃听器就贴在某个目标处，另一端的监听人会听得非常清楚。例如有一次一个人怀疑自己的老婆会带情人到家中去，于是他通过窃听器监听到屋内的动静，在最恰当的时机去敲门，终于拿到了证据。
“做这一行的人有的说接不到单，而我却一直不缺生意。一般来说，一个月我至少会接4到5个单。这个量比较合适，如果再多一点我就做不过来了。”
“你为什么一直有单可做呢？”
“我想主要还是能够真诚地对待客户，不说大话的原因。”张说，“比如能做到的才答应，做不到的给再多的钱也不做。比如有人让我到别人的家中去偷拍，门都进不去我怎么拍呢？这种违法的事我是不会做的。”
“另外在价格这个问题上，我一直坚持自己的收费原则，而不像某些人会答应很低的价格去做。我之所以出这样的价是有原因的，少花钱就达不到效果。有些人胡乱报个低价，却不认真做，后来就给客户说钱用完了，客户也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几个月前，一个客户找到我，听了报价之后认为较高，后来就去找了另一家，那边的价格的确便宜很多，但最后给他提供的跟踪照片却模棱两可，可以说是目标对象，也可以说不是。这样他又回过头来找到我，结果我给他提供的东西让他很满意。”
“那么你收费的依据是什么呢？”
“收取的费用主要支付交通费、通信费、人工费、器材费、广告费，还有意外开支等。所以在接单的时候我主要要看跟踪对象采用什么样的交通方式。如果对方只是步行和坐公交车，收费就会少点，如果对方有车，我也就不得不雇车，而且还要雇几辆不同的车轮换跟踪。人工费的理由是，我们经常会长时间地跟踪，在某个地方一呆就是几个甚至10个小时以上，非常辛苦，而且这样的行为是有很大风险的，所以我一直坚持客户预付佣金的一半，就是这个道理。至于意外费用，比如有时跟踪对象到娱乐场所，我们也不得不到那里去消费，这样发生的费用就是意外的。当然在报价的时候我还会看对方的经济实力，如果对方实在可怜，我也会适当降一点。”
“那么目前委托你的客户主要有哪些？”
张说，主要一类客户是想取得配偶在外不忠的证据，以便在离婚官司中占上风，以便分到应有的财产或者自己的财产不被分掉。前不久，一个有钱的女人委托我取证，她的丈夫是某一级政府官员，在外面和一个韩国女人好上了。这个女人打定了离婚的主意，但又不愿意被丈夫分去自己的财产。我成功地拿到了她丈夫和情人在公共场所亲昵的录像，最近听说她已经顺利办理了离婚。
当然，有一类人知道自己的爱人有了外遇，他们并不准备离婚但却一定要知道个究竟。有的到了后来已经成为一种心理习惯，这些人的目的已经不是去解决问题，而是发泄自己那种由痛苦和嫉妒发展而来的歇斯底里。在这种时候我还要起到心理医生的作用，认真地倾听，并给他们出主意。我的手机费用一个月经常高达2000多元。有些委托人到后来竟然对我有了某种程度上的依赖，单已经做完了，他们还经常找我倾诉。当然我对此也不拒绝，很感谢他们对我的信任。有一个小伙子，当初要我调查他同居4年的女朋友的下落，后来我发现她已经在和一个香港人同居，而且我也看出她对这个小伙子并没有一点感情，只是为了他的钱。但是这个小伙子却对她一往情深，现在虽然已经知道了她目前在和别人同居，却仍然每个月往她的账上汇几千元。他经常会给我电话，倾诉这件事，一说就是一两个小时，有时他还会开车接我，我们会在车里谈很久。
所以，能够和客户交流的能力其实也是拿到单的重要因素，其实交流的过程就是一个大家互相取得信任的重要环节。
当然还有一类顾客就是那种完全多疑的，比如曾经有一个60多岁老头非说他的老伴有外遇，而且认定他老伴要定期和别人上床。结果根据我们的调查，他的老伴没有任何问题。这种情况下某些“侦探”就可能会迎合委托人的心理，你说有那就有，但我就会照实讲。
你做了这么多婚姻方面的案例，是否会认为深圳这个地方尤其有这方面的市场？
他说，深圳这个地方的确诱惑太多，或许是因为这里女人太多，加之深圳和香港特殊的关系，香港那边有人想在大陆调查情况，香港侦探社必定对深圳和内地的情况不太熟悉，这样深圳的“侦探”就有了机会。
“以前我曾经是香港一家侦探社驻深圳分支机构的成员，可以说我的侦探生涯就是从那里开始的。香港那家侦探社有许多涉及到内地的案子就交给我做。”
“你的外貌气质并不像是从事这种边缘行业的人，你为什么会进入到这个行业呢？”
“我祖籍河北，生长在大连。我的家庭是一个正统的军人家庭，父亲曾经是师级干部。我下乡当过知青，回城后先后在工厂和公安部门干过，然后下海。到深圳是1996年，后来做生意被人骗了，赔了几十万，落得一贫如洗。在讨债的过程中突然发现自己正在干调查的工作，考虑到在其他地方打工也不合适，于是我就有心干调查这一行。我主动和香港一家侦探社联系，他们和我一谈就觉得我很适合做这行。果然，没多久我就做到一个月十几万的单。后来因为香港老板在分配上很不合理，我就决定脱离出来自己干。”
“你目前干这一行，你的亲戚朋友都知道吗？”
“除了我的老婆之外，知道的人很少。我换了手机，和以前的朋友几乎断了联系。但是随着‘私人侦探’的合法化，周围知道我在做这一行的朋友也越来越多了。”
“你妻子对你目前的工作怎么看？”
“你有没有发现我胖了，这是因为今年我的妻子来深圳后我的生活起居有了规律。她对我的工作情况都比较了解，而且还经常给我出主意。当然她也时常担心我的安全，我在外面的时候她会随时和我保持电话联系。”
“你有一个正统而且条件较好的家庭背景，而你目前做的这一行如此边缘，有很多人对此还抱有偏见，你怎么取得心态上的平衡？”
“当然，我也会有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但是多数情况下我还是很满足的。首先这是因为我自己在良心上无愧。我不敢说自己水平是最高的，但我敢说我的心是正的。这么多年来，骗人说假话的事我从来没有干过。而且我做事很认真，这些和我的家庭背景都有关系。当然，有人会说，干我们这一行的是去打探别人的隐私，其实，对于别人的隐私我们毫无兴趣，做这些完全是一种工作。我想一个社会应该需要这样的行业，现在我和一些律师接触，他们中很多都有意与我合作。
“其次，我觉得自己很适合干这一行，似乎在这方面有天分，而且这个工作有乐趣也很刺激。以前我曾经写过小说，现在我也希望能够以我的经历写点东西。
“从收入的角度来讲，做这一行肯定不会发财，但是却比一般打工强很多，我付出的劳动和得到的效益是成正比的。”
“干‘私人侦探’这行总是有一些风险，你最害怕遇到什么情况？”记者继续问张先生。
“最害怕的是委托人突然改变想法，他们关系恢复以后将我的情况全盘告诉本应被调查的对方。如此以来我必然会陷入某种危险当中。另外比较担心工商局的找上门来。当然也很讨厌那些无聊的骚扰者，有的人看到广告上的电话就打过来和你东拉西扯的。”
“那么你做了些什么保护自己的措施呢？”
“首先我不会用自己的真实姓名，我住的地方没有任何人知道，连我的助手也不知道。办公室的电话全部转移，办公室里不存放任何资料，充分确认对方客户的真实身份才会接单。”
“这一行随时涉及法律方面的问题，有没有学过这方面的知识？”
“当然，我认真钻研过《民法》、《婚姻法》和《刑法》。”
“你认为做这一行目前最不利的情况在哪里？”
“身份不公开是最不利的，因为这样的话，我无法正式招聘员工，扩大业务。如果我有一个正式的身份，我就可以介入‘商品打假’这样的工作，可以向企业寄去自己的广告，而如果在其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也有相应的保障。”
“目前对‘私人侦探’的前景怎么看？”
“我认为很有希望合法化。中国加入了WTO，很多方面都要与国际接轨。有希望就好，人总是活在希望之中的，就像那些委托我的客户一样。”
“办案”
事隔两个月后，当记者再次拨通徐先生的电话时，却被告知“此电话已停机”。记者只能猜测，在人海茫茫的深圳，徐与许多“私人侦探”的从业者一样，干了一段时间后就由于种种原因而从人间蒸发了。
认识徐是在两个月前的9月5日，接到“私人侦探”专题的采访任务后，记者通过报纸分类广告拨通从事“非法婚姻调查取证、民事商务调查”的徐先生的联系电话，开门见山地提出采访要求。徐稍一犹豫后说，下午5点他们要在南山区沙河市场设局擒拿一个“强奸犯”，记者可以到现场采访。
徐说他们抓捕的“目标”是一个建筑公司的李姓老板，半个月前，李在驾车送他的委托人刘小姐回家的路上，用凶器威逼强暴了刘小姐。事后刘小姐报了案，但“派出所警力不足”一直没有抓到“犯罪嫌疑人”，刘小姐便向他求助。通过李留给刘小姐的名片，他们从李所在公司下手，先摸清了李住在南头一带，再安排助手与李通话，称自己是李所在公司一名员工的朋友，手上有一个工程要与李合作，约李面谈。李称自己正在东莞，次日下午5点左右才能返深。徐于是决定先在距南头不远的沙河市场潜伏下来，守株待兔。
“这是一项正义的行动，即使没有一分钱，我也要逮住犯罪嫌疑人，替刘小姐讨回公道。”徐的口气好像是在为自己的行为辩解。
下午5点，在沙河市场附近的一家小饭馆里，记者先是见到了徐先生，取得他的信任后又见到了守在一部车上的徐的助手。徐说他们刚刚与目标取得联系，对方还在东莞，很晚才回深圳，今天可能要熬一个夜了。
在等待“目标”露面的几个小时里，记者得以与徐的团队有了全面接触。
徐说他是黑龙江人，今年37岁，做过几年警察，后来下海经商，也赚了一些钱，但前年在广州做生意时又赔得一塌糊涂。去年5月来深圳后，因为一时找不到工作，便“发挥优势”做起了“私人侦探”这行。
徐说他主要承接“非法婚姻调查取证”，也接少量的商务调查。“非法婚姻调查”的起步价是3000元，如果要“取证”的话另加一到两千元。所谓证据只是外围证据，如证人证言、目标租房的记录、车位记录、照片和录像资料等。“虽然只是外围证据，但只要形成了证据链也能说明问题。”徐说，“其实大多数委托人调查老公的目的都不是要离婚，而是想知道老公在外面到底有没有人，外围证据对委托人也有帮助。”
徐还说，委托人往往都是万不得已才找到他们，对他们都很信任。有些委托人自始至终都没见过面：“业务”可以在电话里谈，费用由委托人直接打入他们的银行账号，“证据”则可以通过邮寄、E-MAIL等方式送交委托人。在合作过程中一些委托人甚至和他们成了朋友。
对于风险的认识，徐认为做哪一行都有风险，但只要遵守“游戏规则”，就可以把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徐对“游戏规则”的理解是不做违法的事，如替人讨债、进入他人房间安装窃听器、摄像机等，这些他都不做。
令记者吃惊的是，徐的助手中竟有两个女孩：26岁的黄小姐和21岁的陈小姐。
黄小姐显然不愿意接受记者采访，交谈时显得心不在焉，甚至有点烦躁。尽管如此，记者还是了解到了她的一些基本情况：深圳第二代移民，3岁时随父母移居深圳，高中毕业后做生意，钱赚了不少，现在名下已有3套房产、两部小车。两个月前在浏览徐设在一网络黄页上的个人网页时被吸引住了，随即打电话与徐联系，“第二天就在一起做事了”。
黄还把自己的蓝鸟车拿出来作为“公司”的交通工具。因为这个原因，她在“公司”的地位也比较特殊，在分配报酬时与徐一样，比其他队员多得一成。
采访中，记者和黄小姐有一段对话：
记：为什么做这行？
黄：我并不缺钱，做这一行完全是因为爱好……还有刺激，我喜欢刺激的东西。
记：父母知道你做这行吗？
黄：不知道。你千万别给我拍照哦，背影也不行的!我父母都在机关单位工作，我不能让她们知道我做这个。
记：父母不过问你的工作吗？
黄：我不和父母住，他们不知道的。
记：你好像特别活跃，是不是很喜欢这个团队？
黄：很喜欢，我们这里的人都很优秀的，大家很讲义气，就像兄弟姐妹一样。我们经常在一起玩，喝酒呀、唱卡拉OK呀、健身呀、爬山呀、打扑克呀……
记：有男朋友吗？
黄：有吧……没有固定的。
记：做这行很苦吧？
黄：（很夸张的样子）那还用说？有时候（在一个地方）一蹲就是十多二十个小时，累得都想哭……
记：每次行动你主要扮演什么角色？
黄：开车，蹲点。
徐在一旁直夸黄小姐，说她做这一行有悟性，不但会说白话，待人接物也很有经验，此次引目标上钩就是她做成的。
23岁的陈小姐言语不多，看上去秀气而文静。陈是广州人，本来在广州做电脑培训员，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到广州“办案”的徐先生，因为“特别谈得来”，就追随徐来到深圳。徐说她的特长是蹲点，可以不吃不喝在一个地方蹲上十多20个小时。另外，行动中拍照、摄像的事也由她负责。
徐说“私人侦探”的主要工作其实就是盯梢和蹲点，在这方面女孩有女孩的优势，因为两人都才20多岁，长得也不显眼，不易引起目标怀疑。陈小姐还向记者透露了蹲点的“经验”，“在一个地方蹲两三个小时没什么稀奇，但要蹲上十多20个小时而又不引起别人怀疑，你就要找一些站得住脚的理由。”比如在一个住宅区蹲点，蹲久了保安肯定要盘问，这时就要随机应变编造一些借口，如刚刚从外地来，弄丢了写有深圳亲戚电话号码的纸条等，而保安往往信以为真，有时候还帮她满地找所谓的“纸条”。
记者问她为什么涉足这一职业，回答是“因为喜欢新奇的事物”，“每做成一单都很有成就感”。
黄小姐和陈小姐都说，她们特别佩服“大哥”（对徐的尊称），“因为大哥人品好，有正义感。但我们做错事大哥也会骂人的，好凶哦，我们都不敢吭声。”
委托人刘小姐一直没有露面，直到晚餐时间，徐先生才从停在外面的车上叫来刘小姐。眼里布满惊慌的刘小姐断断续续地向记者讲述了她受辱的经过。
刘小姐说她是去年10月从湖南来深圳打工的，目前在市内一家学校做文秘。半个月前的一天上午，她陪两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女友到自己以前工作过的一家单位面试，由于公司负责人不在，她们等到晚上9点才得以面试。在联合广场附近和朋友分手后，她正准备乘中巴车返回住处，忽然一辆奔驰开到她面前停下，开车人摇下车窗跟她搭话，提出要送她回家。她说她陪朋友跑了一整天，实在太累了，糊里糊涂就上了他的车，他提出和她交朋友，她拒绝了，开车人就加快车速开到高速公路上，用一把短剑逼着强暴了她。
刘小姐说事发后她到附近的派出所报了案，派出所作了笔录，希望她设法把强暴她的人引出来，她不敢。后来在报纸上看到徐打的广告，就打电话向徐求助。“他（开车人）完全把我毁了，我要他付出代价。”刘小姐坚定地说。
徐说他们制订了两套方案，最好的结局是逮住目标后让其直接赔偿刘小姐经济损失，即“私了”，否则就扭送派出所。为这次行动，他们专门到宝安南路一家卖军警用品的商店买了一副手铐，两名退伍军人出身的助手还各带了一跟防暴棍。但徐似乎意识到这样不妥，又补充说，手铐是不准备用的，只是用来吓唬吓唬目标而已。
时间已是晚上9点40分，仍然没有接到“目标”的电话。徐先生和黄小姐凑到一块商量了一会，黄小姐又拨通目标的手机讲了一会。徐告诉记者，目标还在东莞，今天不一定回深圳，这事只有明天再说了。
以后几天，记者一直和徐先生保持着联系，但徐说目标仍然没有上钩，他们正在考虑采取其他办法。
自白
对王强的采访本来约好周六下午在华强北的一家西餐厅进行，但当记者准时赶到约会地点，拨通王的手机与之联系时，却被告知：“我们马上就要行动，跟踪目标到关外去了，另约时间吧。”王对事先没有通知记者表示歉意，说他也是刚刚接到助手报告，说“目标”有行动。记者提出跟他们一块去，王先生说：“不行，我现在还不了解你，等我们谈过以后，也许会给你一个机会。”
经过再次预约，次日下午7点，记者终于在那家西餐厅见到了王强——瘦削的个子，眼眶有点凹陷，明显睡眠不足；穿着十分随便：T恤和沙滩裤，脚上是双拖鞋。
王：不好意思，昨天让你白跑了一趟。做我们这一行就是这样，只要目标一出现，我们就要盯上。能给张名片吗？
不是我不相信你，做我们这一行，帮助了一些人也得罪了一些人。我跟你要名片，是想核实你是不是真是记者。如果你是来寻仇的呢？其实刚才服务员领你过来时我就在判断，如果我感觉你不是记者而是仇家的话，我会告诉你认错人了。这时你会拨我的手机找人吧？我有两张手机卡，来这里之前我已给手机换了卡，你怎么拨手机都不会响的。这样你就以为真认错人了……
记：遇到过这种寻仇的事吗？
王：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但不能不小心哪。
记：你说你们的工作也帮助了一些人，你是指雇主吧？
王：对。通过我们调查取证，一些雇主在跟老公打离婚官司时掌握了主动，争取到了对自己有利的判决。当然啦，我们也不希望人家闹到非离不可的地步，但有些雇主与老公的关系早就恶化了，我们可以给她们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
记：雇主一般有什么要求？
王：调查老公有没有婚外情，与第三者发展到了什么程度，第三者住在哪里，从事什么职业；如果雇主认为婚姻已无法挽回要打离婚官司，会要求我们取得老公“婚外情”的有力证据。
记：你们能做到吗？
王：能，但我们不做。你知道进入他人房间（安装摄像机）会被定什么罪吗？第一，私闯民宅，盗窃未遂；第二，侵犯他人隐私。我不会为了千儿八百的去冒坐牢的风险，不值呀。
记：那你们如何满足雇主的要求？
王：我们可以查清楚目标与第三者在何处幽会，然后通知雇主，雇主要取证的话可以报警，警察会搞清楚一切的。
记：你有没有想过，你们这样做虽然帮助了你们的委托人，但是也侵犯了调查对象的隐私？
王：我们只是盯梢，充其量在公共场所拍下目标的一些镜头，而且很多时候都不是对准目标拍摄，只是捎带着把他拍进去，这不触犯哪条法律吧。
记：能讲讲昨天跟踪的情况吗？
王：（脸上露出神秘的笑容）：昨天是目标与几个朋友到南澳去露营，一共十多个人，坐了5部车，都是成双成对的。据我判断，除了两对是夫妻和真正拍拖的，其余都不是正当关系。我们去了3个人，租了3部的士，一直搞到今天6点。
记：为什么要租3部车？
王：如果一部车跟，时间长了会引起怀疑，3部车轮流着跟，安全系数更大一些。
记：能不能举几个典型的案例？
王：去年我接过一单，男的四十出头，身家上亿，女的是外资公司的高管，还是留美博士。两人为什么离婚？据雇主说，她老公太过分了，她做完人流在家休养，刚刚做过手术嘛，房间不能开空调，男的就说受不了啦。还说自己喜欢吃辣而她不能吃辣，生活习惯不同，干脆搬出去与小情人双飞双宿。后来女的委托我们调查，她说她不是要敲老公一笔，只是想为女儿争取一笔教育基金，让女儿知道父亲还是爱她的。
还有一单也很有意思。女的是一个很大的房地产商，才二十八九岁，据说身家上亿，男朋友也是做房地产的，女的好像在考虑是不是要嫁给他，委托我们调查他有没有别的女人。本来约定调查半年，但后来女的移民出国，就不让做了。其实那男的并没有越轨行为，但女的不知为何没嫁给他。
做这一行全凭信誉，佣金是事先谈好的，一般来说雇主都不会违约，但也有搞得不愉快的。有一个女的怀疑老公有婚外情，要我们调查取证。说好调查3个月、佣金8000元的，我们跟了一个月，也拍下了一些证据，只是还没有查清她老公有没有在外面开房，两个人突然就不见面了。过了很久雇主都不付款，我打电话去问，她说不是已经停止调查了吗？我一听懵了，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接到她要求停止调查的通知；她说你们都一个月没有情况报告了，不就是停止调查了吗？我说没有情况报告是因为她老公一个月都没和第三者见面，我们没有情况报告呀。后来女的说出了实情，原来她把我们拍的一些照片给老公看了，经过一番交涉，老公答应不再和第三者来往。结果，我们白跟了一个月，雇主只给了1000块钱。
有人说深圳的男人花心得很，都给漂亮女人给惯坏了，这话不假。我在这一行做了两年，大大小小也接了几十单吧，几乎都是查男人外遇的。当然，感情问题复杂得很，有时很难说谁对谁错。有些男人也很可怜的，在家里得不到太太的爱，当然要到外面找寻慰藉了。接的业务多了，我发现两种女人的老公最容易发生婚外情，一种是缺乏女性温柔的女人，二是特没脾气的那种。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有些女人，自己做的菜明明不好吃，还要强迫老公吃下去，老公当然不乐意了。而第三者呢，如果自己做的菜不好吃就不会强迫男人吃，而且知道改进，男人当然喜欢这种女人了。
很多雇主都和我成了朋友，为什么？我这人与别人沟通不摆花架子，也不漫天要价，而是以诚待人，所以她们都愿意向我倾诉；可以说，我大多数时间是在听人倾诉。我相信一句话，为人利己，天公天理；损人利己，天理不容。你帮别人别人也帮你，拿钱来唬人是不行的。有个女人，拨通电话就说我给你们多少多少钱，你去给我做什么什么，一听就是那种凶巴巴的女人，做她老公日子肯定不好过。这种情况我宁愿不接，我们可不是谁的“狗腿子”。
采访间隙王强上了一次洗手间，记者发现他走路有点瘸，好像右腿膝盖有点问题。王强说那是去年他在街上跟踪目标时留下的创伤，当时目标钻进了私家车，车子已经发动而他还在马路这边，于是跨过路口去唤的士，慌忙间撞着了一辆行驶着的小车，当时他还没感觉，跳上的士继续盯梢，后来痛得不行，到医院一检查才知道是膝盖积液，只好住院治疗。那一次，他花了1万多元医药费，接那个单的收入全打了水漂。
“不了解的人还以为做我们这行利润高，工作轻松，其实做这行太苦了。就说盯梢吧，只要目标一离开他太太，我们就必须紧紧盯住，目标去哪我们就得去哪。如果是在街上，你既不能离得太远也不能跟得太近，太近了会引起目标怀疑，太远了又怕目标脱离视野。如果目标进了写字楼，我们就得守住楼下每个出口，目不转睛地盯住进进出出的人群，稍不留神，目标就有可能消失。”
王强说，他的“非法婚姻调查”以15个工作日为限，即连续15天盯住目标，按雇主的要求取得证据。如果超出15个工作日还没有取得有关证据，基本上就可以判断目标没有婚外情，他们也可以向雇主交代了，除非这段时间内目标与第三者闹别扭了，或第三者根本就不在深圳。但如果哪一天盯梢过程中目标脱离了视野，这天的工作就得重新来过。这是他们不愿发生的事，因为会增加工作成本。
盯梢的成本主要是车费和人员的伙食费，其中车费是大头。王强说，租一部出租车的费用是每小时60元，昨天他租了3部车，仅车费就花去2000多元。他还雇了3名助手，他们的食宿乃至香烟、衣服等日常用品都由他负责提供；此外，他每个月都要在报纸上刊登广告，也要花两三千元。而他现在一个月只能接一两个单，根本挣不到什么钱。
也许是因为生意难做，王强并不给助手发“工资”，只承诺年底视收入情况每人发个红包，也就三五千元。王说他的助手都没什么专长，但特能吃苦耐劳，能够像钉子一样连续十多个小时盯住目标，而他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人才”。
王强还告诉记者，他今年36岁了，10年前就来深圳闯天下，先后做过推销员、广告业务员等职，甚至还开过自己的公司，但到今天仍然一文不名。“老实告诉你，我今天兜里只剩200块钱了，但我明天就可能有1万块。有朋友说我也是老板，但却是全深圳最穷的老板。”
“干这行只是混口饭吃。这方面的事（指婚外情、包二奶）接触多了，心态都会受到影响。” 王强语带惆怅地说，最迟今年底他就要离开“私家侦探”这一“行业”，争取在“大一点的公司”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
女“私探”
夜幕低垂，在翠竹路热闹的食街，一对男女从某间餐馆走出来，搂搂抱抱亲密无间的样子，继而走进附近的一家发廊，开始洗头按摩。他们完全想不到自己的行踪已经被人拍入摄像机内，而此时，躺在不远处也在洗头的一个瘦小的女孩子正是奉命跟踪他们的女侦探HAPPY。今天HAPPY 已经跟着这对男女近6个小时，从龙岗到罗湖，从食肆到发廊，HAPPY没有引起被跟踪者的一点怀疑。
“很多人看我是个不起眼的小女孩，根本不会对我有戒心，所以我每次跟踪都能成。”HAPPY笑眯眯地告诉记者。这个看起来还是一个学生妹的小姑娘竟然已经进入“侦探”业两年了！HAPPY今年19岁，来自陕西，以前在工厂、餐厅、电子公司打过工，后来经朋友介绍，做了“侦探”。
“她的最大优点是不引人注目。”HAPPY的老板兼师傅张先生说。同时他还夸奖她成熟稳重头脑灵活，“不像这个年龄的孩子想问题”。
HAPPY对自己目前这个职业很喜欢，“比以前的工作有意思”，但是她也承认这个工作非常辛苦。“经常会长时间跟踪目标，风吹雨淋太阳晒，还要忍住不去洗手间。”HAPPY说远在家乡的父母都不知道自己在干这一行，周围的朋友也不知道，目前HAPPY还没有男朋友。
记者问HAPPY会不会因为总是见到婚姻中不好的一面而让她对男女关系的看法很悲观，HAPPY很成熟地说，婚姻中最重要的还是双方互相信任，当然还有缘分在里面，如果是自己的就是自己的，不是自己的就不要勉强。
女委托人
张先生的女委托人封小姐一看就是江南人，秀气纤弱，她和丈夫从家乡浙江来到深圳已经十年有余，从当初的替别人打工到如今拥有自己的模具厂和稳定丰厚的收入，加上一对可爱的儿女，应该说封小姐的生活很令人满意。但是最近两个月以来封女士却不得不求助“私人侦探”来解决自己的婚姻危机。
封女士的丈夫已经完全不回家住了，通过“私人侦探”张先生的调查，封女士了解到他的丈夫目前正在和一个17岁的发廊女同居，那是一个湖北女人，他们在外面租了房子，像夫妻一样地生活。
那时，封女士天天发疯似地找老公，晚上一个人睡不着，精神颓废，几次试图自杀。当封女士最痛苦的时候，有人给她出主意：“找‘私人侦探’! ”于是她买来报纸，照着广告打了电话。结果她一大队亲戚一起去见了“侦探”张先生。
“遇到这样的事情其实很想有人帮助，加上和张先生谈了之后感觉很好，觉得他诚实、稳重，没有骗人的感觉，而且他的叫价比较合理，不是狮子大开口，于是就将这件事交给了他。”
而当张先生给封女士拿来了调查结果之后，她却没有了进一步行动的勇气。封女士并不想离婚，为了一双儿女，也是为了自己，何况她的老公也并不想离婚。厂里有很多事还需要封女士来管理，经济上她老公也对她没有任何限制。
既然不想离婚，拿到手的证据对封女士也没有用。但是她的心情比以前好多了，一是事情也到了这一步，二是张先生的开导对她有很大的安慰。虽然调查已经做完，但封女士到现在为止几乎每天都要和张先生通电话，张先生已经成了封女士的心理医生，“他的劝慰让我的心头很舒服。”她说。这一切，她的丈夫还全然不知。
西方国家的私人侦探
在当今西方发达国家，笼罩在私人侦探身上的神秘色彩已渐渐淡去，私人侦探成为和律师、医生、会计师一样普通的职业。
规模
据报道，在美、德等国家，私人侦探、私人保安的从业人员已经超过警察；美国的私人侦探公司在3000家以上，日本、英国各有1000多家，从业人员超过1万人；莫斯科的侦探公司和保安公司达1800多家；就连弹丸之地的新加坡也有五六十家。可以说，私人侦探已经全面渗入了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大到国家的方针政策、外交路线、政府更迭，小到平民百姓的民事、经济纠纷，凡有内幕所在无不为私人侦探所涉猎。
通过加强内部管理和提供标准化服务，现代西方的私人侦探、私人保安业已经获得了社会承认的专业地位。同时，客户的不同需求也带动了行业的细分，使私人侦探的业务远远超出了民间侦探活动的一般性探听消息、协助官员或事主缉凶捕盗等范围，而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人事、科技、市场、商品、金融、民事、刑事诉讼等各个情报领域。
社会认同、官方支持、环境宽松，是西方国家现代职业侦探公司发展迅速的重要原因。美、英、法、俄等国都有针对私人侦探、私人保安公司的专门立法，旨在规范行业行为，把私人侦探纳于法律的保护之下。同时，私人侦探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开展活动，基本上不拥有公民以外的任何特权。
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各国的私人侦探也在谋求新的形式，比如打破国域地域限制，发展成为极具规模的跨国公司，积极介入调查政府丑闻与官员腐败案等。同时，私人侦探越来越多地涉足商业情报和企业竞争领域，出现了私人侦探公司与信息咨询公司、风险管理公司、企业顾问公司、猎头公司等相互渗透的发展趋势。私人侦探情报能力之大，效率之高，使其不但为一般民众所倚重，也为各类企业、组织乃至政府所倚重，成为一种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
装备
现代西方私人侦探的技术装备、获取情报的手段大都不亚于官方水平，通常包括交通工具、通讯工具、跟踪监视、守候监视仪器、装备，窃听、窃照设备，抵御风险和危机自救工具、设备，伪装、化装工具等。
在美国，一名私人侦探外出执行任务时携带的工具通常价值在3.5万美元左右。有的侦探公司、情报公司还租用间谍卫星收集电子情报。高乐国际金融侦探社拥有一个与全球800多家计算机数据库联网的电子网络，总部的计算机中心占据曼哈顿一栋大厦的整个一层；在那里，上百名高科技侦探以计算机为武器，昼夜不停地从全球各个角落传来的信息中发掘他们需要的各种情报，然后进行整理、归纳、分析和存储，从中发现和提取比金子还重要的情报。除了开发公开半公开的信息库资源外，电子侦探们个个具有黑客本领，可以通过窃取、破译他人的计算机密码，把手伸到千里之外的保密数据库，攫取他人的秘密。
收费
在西方国家，私人侦探通过向客户提供侦探服务和情报成果换取合理报酬，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商业行为。法国的私人侦探的月收入通常在1.5万法郎至2万法郎之间，美国和英国的私人侦探每小时收费一般为60美元到150美元，特殊服务项目则按提取追回骗款、赃款价值的10%至15%提取佣金，追不回损失而又不能提供重要线索者，不予报酬。高乐国际金融侦探社的侦探日佣金高达3000美元，也可以从查明款、物的价值中提取10%左右作为报酬。
情报的商品化使一些昔日被认为是鼠窃狗盗之辈一跃而成为当代新贵巨富。前联邦德国超级私人侦探维尔纳·毛斯长期受雇于联邦保险公司协会，专职侦探保险诈骗案，月固定收入初为1.5万马克，后为2万马克，侦探开支实报实销，每追回一笔赃款赃物，奖金另计，约为价值的7%。创业初期，毛斯家无隔夜之粮，不得不将母亲的卧室改作白天办公的接待室，干起私人侦探后很快就飞黄腾达，出则豪华宾馆，入则豪华别墅，拥有私人飞机、机场、动物园等。因其掌握许多重大秘密，德国政府明令禁止新闻界披露有关他的一切活动，包括他的真名、化名、照片等，一概受到国家保护。
管理
由于行业的特殊性，世界各国均对私人侦探实行一定的控制。在市场准入方面，德国最为宽松，法、美等国则比较严格。在德国，只要具有合法身份、正当理由和开业条件，一经申请一般都会获准开业。在法国，申请者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不得有犯罪前科，未受过行政纪律处分，从未宣布过破产，有一定经济基础和经济实力，持有法国或欧共体国家公民身份证和护照，能够提供有关部门出具的职业能力证明。在美国，申请者必须具有至少3年以上从业经验，经审查、考试、考核合格后发给侦探执照。一旦取得执照，其社会地位与律师不相上下。
以密执安州为例，取得私人侦探考试资格的条件是：年龄25岁以上；高中以上学历；本地永久居民；无严重刑事犯罪记录（包括欺诈、截取和出卖信息）；至少3年从业经验，否则，必须在警察机构担任过侦查员或是警察学院本科毕业生。考试内容相当全面、具体，包括面试（如何接待客户、判断客户需求），调查程序设计（如何确定调查方向、调查过程的时间分配等），取证技巧（怎样守候、盯梢、跟踪、收集物证），内部管理能力和与法官、律师沟通的能力，对案件进行综合分析并撰写调查报告的能力，对有关法律法规的了解程度等。
私人侦探、私人保安公司的登记注册和执照管理机构，有的国家授权警察部门，有的由政府其他机构管理，有的则处于放任状态或责成同业公会自律。美国各州都有私人保安法，行业组织则包括各种层次的私人侦探协会、联合会、同业公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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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是命运
一切都是烟云
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
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
一切欢乐都没有微笑
一切苦难都没有泪痕
一切语言都是重复
一切交往都是初逢
一切爱情都在心里
一切往事都在梦中
一切希望都带着注释
一切信仰都带着呻吟
一切爆发都有片刻的宁静
一切死亡都有冗长的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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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推理之门 Tuili.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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